我们知道自从1815年“美英战争”结束之后，北方和南方在关税方面就存在激烈的冲突。关税冲突是不是南北战争的主要原因呢？如果不是，南北战争的最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答案还是奴隶制！

但是这里的奴隶不仅仅是作为南方种植园经济的劳动力来源，更是作为南方种植园主的私人财产。

一、南北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作为“财产权”的奴隶制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美国南北战争（或称为美国内战）的原因通常被认为是双方关于奴隶制的争议。之所以会产生争议，一般认为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体系的根本对立，二是价值观念与道德认知的分裂。

经济体系对立方面，北方在工业革命推动下逐渐形成以工商业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工厂需要大量自由劳动力，市场依赖自由消费者，且需要统一的国内市场来销售商品。这种体系天然排斥奴隶制。南方则是典型的种植园经济，以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为核心，高度依赖奴隶劳动。种植园主占有黑奴的劳动力，低成本生产原材料并出口欧洲，与北方经济事实上形成了“隔离”。虽然南北双方同属一个国家，但似乎存在两套独立运行的经济体系。[1]而19世纪50年代早期来自欧洲的移民希望在西部新开发地区建立定居地，结果发现根本无法与南方的奴隶主公平竞争。因此中西部地区对南方的奴隶制经济也充满了敌视。[2]

在价值观念与道德认知的分裂方面，一般认为北方受启蒙思想（强调“人生而平等”）、宗教改革（如废奴主义者的基督教“博爱”思想）和社会改革运动影响，废奴主义逐渐兴起。废奴主义者将奴隶制视为“反人性的罪恶”，从道德层面强烈谴责奴隶制，主张立即、彻底废除它。而南方地区则为奴隶制构建了一套“合理化叙事”：种植园主声称黑人 “天生智力低下”，奴隶制是最适合奴隶的生存方式，既能保障其生存，又能为社会创造价值。

然而仅仅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冲突，似乎不足以引发一场可能导致国家分裂且损失巨大的战争。对于南方种植园主来说，不从事种植园经济似乎可以发展其他经济形式，或者可以移民到其他州。对于北方各州来说，在价值观念和道德认知方面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尚。虽然1776年《独立宣言》宣称“人生而平等”，但回避了奴隶制问题。这说明美国精英对奴隶制的妥协。

通过前文，我们知道自从1815年“美英战争”结束之后，北方和南方在关税方面就存在激烈的冲突。那么，关税冲突是不是南北战争的主要原因呢？

1828年“可憎关税法案”实施之后，南卡来罗那州曾经在1833年发生分离主义行动。然而在此之后，美国迎来了长达25年的减税周期。南方事实上已赢得了南北战争前的关税较量。1860年战争爆发之前，应税进口品的平均关税率不到20%，北方制造商基本上已放弃了设置更高关税的奢望。1861年的《莫里尔关税法案》也只是在某些方面对“1857年金融恐慌”的财政调整措施。这一法案之所以能顺利获得通过，完全是因为南方已经脱离了国会。如果说关税问题是导致南北战争的主要起因的话，难道战争不应该是在关税最高的时候爆发么？

那么，南北战争的最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答案还是奴隶制！

但是这里的奴隶不仅仅是作为南方种植园经济的劳动力来源，更是作为南方种植园主的私人财产。

对于南方各州来说，奴隶制关系到巨大的经济利益，远远超出进口关税的影响。在七个主要产棉州，约有1/3的白人收入来自奴隶劳动。而截至1860年，奴隶的经济价值约为27亿美元，比当时全国铁路和制造业投入的资本价值总和还要高出很多。因此如果废奴主义运动成功，南方白人丧失的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更是会倾家荡产。对于南方各州来说，南北战胜无疑是一场“打土豪分田地”般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布·斯里尼瓦桑所著的《美国四百年：冒险、创新与财富塑造的历史》中详细地记载了一场奴隶拍卖会的场景。[3]在这场拍卖会中，一个名叫巴特勒的种植园出售不同年龄、不同性别436个奴隶，总共卖了303850美元，平均每个奴隶的价格将近700美元。这次拍卖活动的拍卖对象是一个奴隶社群，因而可以据此比较准确地估算奴隶中儿童、老年人和青壮年的人口组成。按照平均价格700美元计算，1859年美国南部的将近400万奴隶，总价值约为28亿美元。[4]而在当时，美国总共有3万英里的铁路，这是美国价值最高的工业资产。[5]参照当时刚竣工不久的伊利诺伊中央铁路每英里3.5万美元的建设成本（其中包括土地购买成本、劳动力成本和铁轨成本），美国全部铁路的总价值为10亿美元。由此可见，奴隶对于南方奴隶主的价值所在。废奴运动一旦成功，必定会使南方地区倾家荡产。

本讲暂时跳出关于关税的讨论，简要梳理下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奴隶制的发展，以及南北双方围绕奴隶问题展开的斗争。

二、美国奴隶制的起源（17世纪初-18世纪中期）：从契约劳工到黑人奴隶

17世纪初英国在北美建立弗吉尼亚等殖民地。为了开发烟草、水稻等经济作物，急需大量劳动力。起初，殖民地主要依赖契约劳工（这些契约劳工多为欧洲贫困移民，通过签订短期（通常在7年左右）劳役合同换取前往北美的路费）。实际上，人们所熟知的1620年搭乘“五月花号”来到美洲的那批清教徒就是“契约劳工”。[6]这批契约劳工从荷兰出发，在英国汇合后前往新大陆建立殖民地。建设殖民地的成本由伦敦弗吉尼亚公司提供。每位前往新大陆的劳工可以免费获得公司一股价值10英镑的股票。公司拥有殖民地所有资产和经济权利。七年合同结束之后，资产按照所有权比例在所有股东之间进行分配。

除此之外，这批劳工还获得了英王允许其在新大陆开展宗教活动的许可。这批“五月花号”上的契约劳工在登岸之前签订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签署人立誓创立一个自治团体。该团体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而且将依法而治。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份重要的政治文献。据统计，到1625年弗吉尼亚的移民人口达到1227人，其中487名白人是契约劳工。[7]

1619年首批非洲黑奴被荷兰商人运至弗吉尼亚，成为北美奴隶制的开端（在此之前，非洲与南美之间的奴隶贸易已经猖獗多年）。与契约劳工相比，黑奴具有“终身制”和“可继承”的特点。然而和一般人想象的不同，最初奴隶制在殖民地并未形成主流。原因在于契约劳工与奴隶的定价方式不同，成本天差地别。

契约劳工与殖民公司是雇佣关系，一旦契约劳工合同到期或者劳工死亡，公司只需要招募新的劳工并将其送往殖民地即可。公司甚至因为可以免于向已经死亡的劳工支付合同所承诺的土地而获利。

但是奴隶的定价机制完全不同。奴隶是按照终身服务所创造的价值定价的。这与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资产定价公式类似。一旦奴隶出现非正常死亡，奴隶主将蒙受巨大损失。在殖民地开拓初期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保有奴隶是一件成本极高的事情。

时间来到17世纪后期，随着生产条件的逐步改善，契约劳工和奴隶的成本发生逆转。奴隶劳工在殖民地越来越受到欢迎。167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看到可以从奴隶买卖中获得巨大利益，于是成立英格兰皇家非洲公司，并授予该公司将西非奴隶卖到英国殖民地的垄断权。[8]在1674年一年内被卖到弗吉尼亚的奴隶超过之前二十五年的总和。[9]1670年弗吉尼亚的黑人数量增加到大约2000人。到1700年这一数字达到1.6万，占弗吉尼亚总人口的四分之一。[10]

然而真正使北美奴隶制快速发展的是19世纪初期之后在美国南方崛起的棉花种植业。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随着英国工业革命推动纺织业爆发式增长，全球棉花需求呈现指数级上升。美国南方凭借奴隶制下的强制劳动、适宜的气候与土地，具备迅速成为全球棉花供应核心的自然条件。

真正使美国南方成为全球棉花的供应中心的原因是伊莱・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11]1793年美国发明家伊莱・惠特尼发明轧棉机，成功分离出棉籽与纤维。一台轧棉机每天可生产55磅（约25千克）的清洁棉花，生产效率是人力的50多倍，这让当时以棉花种植为主要产业的美国南部在经济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12]轧棉机使南方棉花产量在短短二十年内增长了五十倍，同时也使棉花取代烟草在19世纪初之后成为南方最重要的农作物。

到19世纪中期，棉花占美国出口商品的一半以上，成为经济中遥遥领先的部门。美国南方的原棉出口占据了世界原棉供应总量的70%以上，每年产量远超10亿磅[13]。

三、奴隶制的发展（18世纪中期-19世纪中期）：扩张与矛盾激化

美国独立后，奴隶制不仅未消亡，反而因领土扩张和棉花经济的兴起而进一步扩张，同时与北方的自由劳动制度形成尖锐对立。

1776 年《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未提及奴隶制问题。这反映出建国者的妥协。由于在基础设施建设、奴隶制和关税等政策方面存在明显的分歧，因此保持南方和北方的政治平衡变得相当微妙。美国最高权力机关，即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众议院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席位，且享有筹款法案发起权。参议院则是每州2个席位。这导致一个问题，哪一方（废奴州和蓄奴州）人口越多，哪一方州越多，哪一方在法案制定中就享有决定权。

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形成了北方7州废除奴隶制，南方6州维持奴隶制的“二元结构”，权力结构大体平衡。然而随着美国不断开拓中西部地区，以及各州的人口迁移，最初的平衡不断被打破，从而导致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从美国建立到南北战争爆发，美国大致通过三个法案不断缓和奴隶问题，包括《1820年密苏里妥协法案》、《1850 年妥协法案》和《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分别应对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1846-1848年美墨战争和19世纪50年代美国中西部的领土扩张带来的奴隶问题激化。

1、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与《1820年密苏里妥协法案》（Missouri Compromise）

19世纪初美国通过路易斯安那购地（1803年）获得大片西部领土。随着移民涌入，这些领土逐渐申请成为州。新加入的州是否允许奴隶制，直接影响南北双方在国会中的政治力量平衡。1819年，密苏里申请以蓄奴州身份加入联邦，引发激烈争议。此时当时美国已有11个自由州和11个蓄奴州，密苏里若成为蓄奴州，将打破参议院的平衡，增强南方势力。

在时任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伟大的妥协者”）的斡旋下，国会于1820 年通过妥协法案，核心内容包括：

图1、美国地图

图片来源：网络

妥协法案暂时维持了南北双方在国会的力量平衡，避免了联邦的分裂风险，为美国西部扩张提供了暂时的“规则”。此后数十年，新加入的州（如阿肯色、密歇根等）基本遵循这一界限，南方蓄奴州与北方自由州的数量保持对等。然而从长期来看，矛盾并未根本解决。妥协法案本质上是对奴隶制的“承认” 而非“废除”，它默认了南方奴隶制的合法性，并允许其在南方领土扩张，加剧了北方废奴主义者的不满。随着美国领土进一步扩张（如美墨战争后获得的西南领土），北纬36°30′的界限无法覆盖新领土，奴隶制扩张的争议再次爆发。

2、美墨战争（1846-1848 年）和《1850 年妥协法案》（Compromise of 1850）

1846-1848年美墨战争之后，美国从墨西哥获得了包括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犹他在内的大片西部领土（史称“墨西哥割让地”）。这些新领土是否允许奴隶制，立即引发南北双方的激烈争执。1849年，加利福尼亚因淘金热人口激增，申请以“自由州”身份加入联邦，直接打破了南北在参议院的平衡。南方甚至威胁脱离联邦，联邦面临分裂危机。此时，被称为“伟大妥协者”的亨利・克莱（曾主导1820年密苏里妥协）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法案，并最终在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的推动下分法案通过。《1850年妥协法案》核心内容包括 5 项关键条款，试图在南北利益间寻找平衡。

《1850年妥协法案》通过后，短期内缓解了联邦的分裂危机，南北双方暂时达成了脆弱的平衡。亨利・克莱等支持者认为，这一法案“拯救了联邦”。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妥协”本质反而加剧了南北矛盾。

《逃奴法案》引发北方民众的强烈不满。许多原本对奴隶制持中立态度的北方人，因被迫参与抓捕黑奴而转向反对奴隶制，废奴运动进一步高涨（例如，作家哈里特・比彻・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于1852年出版，正是对《逃奴法案》的抗议，激化了北方对奴隶制的道德批判）。南方未能阻止加利福尼亚成为自由州，且“民众主权”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如后来的堪萨斯问题）反而引发了更多冲突。南方逐渐意识到，妥协无法从根本上保障奴隶制的存续，分离主义情绪暗中滋生。

最终，1850 年妥协法案的“平衡”只是暂时的。到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废除了密苏里妥协的地理界限，彻底打破了南北势力的脆弱平衡，最终在1861年演变为南北内战。

3、西部开发与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Kansas-Nebraska Act）

19世纪50年代，美国中西部的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地区因铁路建设需求和移民潮，急需建立正式的领土政府，加入联邦。但这一地区的奴隶制立场，直接触及了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的核心规定。此时，南方蓄奴州开始对《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强烈抵制。因为若严格遵守《密苏里妥协案》，中西部将全部成为自由领土，北方在国会的势力会进一步扩张，威胁奴隶制的存续。因此南方要求以“民众主权”取代地理界线，为奴隶制向北扩张保留可能。

在民主党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的推动下，美国国会选择牺牲《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以“民众主权”来解决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奴隶制问题。

然而《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却是一部令所有人不满的法案，摧毁了南北妥协的基础，成为南北战争的催化剂。《1820年密苏里妥协法案》曾是南北双方维持了30多年的“底线共识”，而1854年法案直接废除了这一底线。北方认为南方“得寸进尺”，南方则认为北方试图“封锁奴隶制”，双方的政治互信彻底崩塌。

法案通过后，南北双方都向堪萨斯领地移民，试图通过人数优势控制投票结果。南方蓄奴派从密苏里州涌入，成立 “亲奴隶制政府”；北方废奴派组织移民团体迁入，成立 “自由州政府”。1855-1856年，双方爆发多次武装冲突（如波塔瓦托米大屠杀），史称“流血的堪萨斯”（Bleeding Kansas）。这是南北矛盾从政治争论升级为暴力冲突的标志，也预示了后来内战的模式。

1857 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案”中裁定：《1820年密苏里妥协法案》关于禁止北纬36°30′以北领土实行奴隶制的条款违宪，理由是“国会无权剥夺公民的财产（奴隶被视为财产）”。这一判决彻底否定了密苏里妥协的合法性，进一步激化了南北矛盾，成为美国内战（1861-1865）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未能实现道格拉斯预期的“和平解决争议”，反而证明“民众主权”在奴隶制问题上的不可行性（暴力而非投票决定结果）。南北双方逐渐意识到，妥协无法解决根本矛盾。

北方对法案的愤怒直接催生了新的政党——共和党。1854年共和党以“反对奴隶制扩张”为核心纲领，吸纳了北方辉格党人等反奴隶制力量，迅速成为北方的主导政党。而南方民主党则彻底与奴隶制捆绑，美国政党政治从此以“南北分裂”为核心议题，取代了此前的“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第一政党体系）、“辉格党与民主党”（第二政党体系）的格局。

四、奴隶制的“解决”：内战与宪法修正案（19世纪60年代）

奴隶制的最终废除，是南北战争（1861-1865）的直接结果，而非和平妥协的产物。1860年，主张限制奴隶制扩张的林肯当选总统，南方11个蓄奴州以“维护州权”为由宣布脱离联邦，成立“美利坚联盟国”，内战爆发。林肯最初的目标是“维护联邦统一”，而非直接废除奴隶制，但战争进程迫使他将废奴作为战略工具。1863年1月1日，林肯颁布《解放宣言》，宣布南方叛乱州的黑奴“永远获得自由”（未涉及边境蓄奴州）。这一宣言将内战从“维护统一”升级为“废除奴隶制的正义战争”，瓦解了南方的劳动力基础，并阻止了欧洲列强承认南方邦联。1865年4月，内战以北方胜利告终。同年12月，第十三条修正案正式生效，明确规定“合众国境内或受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不得存在奴隶制或强迫劳役（作为惩罚犯罪的除外）”，从宪法层面彻底废除了奴隶制。

[1]这一观点其实并不准确。事实上美国南方对欧贸易形成的贸易顺差成为北方地区投资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后文章节中我们将就此进行讨论。

[2]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57-58.

[3]布·斯里尼瓦桑：《美国四百年：冒险、创新与财富塑造的历史》，海南出版社，2022年。参见第十章。

[4]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9-1945,”Washington DC, 1949, series B 48-71 (Population-Race by Regions: 1790 to 1940), 27.

[5]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9-1945,”Washington DC, 1949, series K 1-17 (Railroad Before 1890-Mileage, Equipment, and Passenger and Freight Service: 1830 to 1890), 200.

[6]参见布·斯里尼瓦桑：《美国四百年：冒险、创新与财富塑造的历史》，海南出版社，2022年。

[7]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9-1945,”Washington DC, 1949, series Z 24-132 (Population Censuses Taken in the Colonies and States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and Pre-Federal Period), 1171.

[8]Scott, Constitution and Finance of English, 283.

[9]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9-1945,”Washington DC, 1949, series Z 146-49 (Slave Trade in Virginia: 1619-1767), 1172.

[10]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9-1945,”Washington DC, 1949, series Z 1-19 (Estimated Population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1610 to 1780), 1168.

[11]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1765年-1825年）是美国工业革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发明家与制造商，被誉为“美国制造业之父”。他的两项核心发明——轧棉机与可互换零件生产体系——彻底改变了美国经济结构，同时也埋下了深远的社会矛盾。

[12]Eli Whitney's Patent for the Cotton Gin. NATIONALarchives. [2023-04-13].

[13]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Communication from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32nd Cong., 2nd sess. (1853), 818, 824-827.

（文章来源于网易网）